1982年修宪，工人罢工自由相关条文遭删除。自此，罢工这个世界上最原始的劳工抗争方式之，就未曾在中国获得法律上的肯定。然而，大大小小的劳资矛盾，加之集体谈判权缺失，往往使基层工人在困境中意识到“停止工作”这一手段。从2010年南海本田罢工，到2014年裕元数万工人停工，再到近年技术行业通过网络形成串联行动，罢工以各种形式持续出现，穿越制度限制、绕开官方工会体系，成为近代不容忽视的基层声音。 2010年前后，广东省农民工群体接连爆发大规模罢工，不仅引发媒体广泛关注，也成为中外学术界的重要研究对象。十年前的学术研究已经指出工资压力、社保缺失、强制加班是导致工人不满的重要原因。随着最初研究成果沉淀，研究兴趣延伸到工人的组织方式：他们有什么资源与网络支撑？他们的行动如何被外界看见、理解、或干预？其中，“外部参与者”作用不容忽视。从最早提供法律服务的本地NGO，到声援维权的学生团体，再到个别地区尝试改革的基层工会，他们既可能成为工人集体行动的帮助者，也有可能无意中形成了矛盾和风险。 随着社会环境变化以及产业结构转型，工人组织在形式和地域分布上都呈现出新趋势。然而在当下学术环境中，开展实地调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