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实证翻译】赋权还是约束?新兴的权益代表机制如何影响中国南方的工人集体行动
导读
2010年的南海本田罢工激发了一场迅速蔓延的工潮——涨薪500元的诉求在珠三角地区多家本田供应厂商的工人之间传播开来。工人们相互参考组织罢工,推动了全供应链上多家企业的普遍涨薪。工潮期间,官方工会罕见地默许罢工,并在谈判中支持工人的诉求。
2010年之后,广东推动工会改革,开始试点企业内工会选举、确立劳资集体谈判机制(2015年的《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》),在各企业工会间推动定期交流。不可否认的是,工会改革与南海本田罢工有着密切的关系。
本文作者对推动工会改革的本田系供应商进行了追踪调查,采访了参与罢工的工人和工会相关干部领导。作者认为,工会改革虽然名义上确立了集体谈判机制,但实际上却扼杀了工人真正自发的凝聚力与集体行动——基层员工不被提名,新规明确规定了工人何时可以提出诉求,也意味着其它时间必须保持沉默。工人们自发提出的诉求也被工会领导以“不理性”的名义驳回。事实上,2010年后的集体谈判再也没有达成当年“野猫式”罢工的涨薪幅度,也没能真正推动深入的工会基层民主改革。
作者认为,广东省工会改革的失败并非个例。西方的集体谈判机制同样会打压工人的自主行动,因为这些集体谈判